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为何会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
2024-02-21 来源：无优资讯
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为何会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呢？
随着电视剧《清平乐》的热播，北宋仁宗时期的一众名臣如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等人火了起来，这些人除了如剧中所讲述的那样心系国事，直言进谏，还共同主持了历史上轰轰烈烈的“庆历新政”。庆历新政的结局虽然失败，但是却为不久之后的“王安石变法”拉开了序幕。但是，王安石变法期间，庆历新政的主持者富弼、韩琦等人却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，这又是为何呢?
相比之下，王安石就机灵的多。王安石变法，主打“富国强兵”，重点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解决“冗费”和“冗兵”问题，绕过了整顿吏治的问题，也就减少了改革的阻力。但是如果我们细想，“冗费”“冗兵”的问题，源头就是“冗官”。过多的官员导致国家的俸禄支出变多，但绝大多数官员只是闲职，并不能为国家创收，没有向上的反馈，结果只能是支出大于收入。绝大多数官员是文职，对于练兵完全不懂。再加上“更戍法”，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，兵虽多，但缺乏战斗力，到了战场上和没有经过训练一样。
王安石暂时管不了这么多，他的想法很简单，先帮朝廷挣钱，解决财政危机，解决“冗费”问题，具体有青苗法、市易法、均输法。这些方案简单概括，就是政府给农民贷款，政府统一收购商品，政府统一定价并向百姓出售。总之，就是将主动权握在政府手里，颇有金融管制的味道。这一系列政策搞下来，国家收入确实增加了不少，光新建的大仓库就有五十二个。但是，宋代的社会性质毕竟是封建社会，搞金融管制这一套必然是行不通的。王安石的政策确实做到了“富国”，但是他急于求成，却把百姓搞的贫穷了。青苗法的利息虽比普通民间高利贷低，但一年两次，一次两分利的利息仍然超出一般农民可以承受的范围。而且据韩琦所述，为了将贷款放出去，很多官员硬性摊派，有硬性指标，就像如今推销保险一样。加上有些不道德的官员将发霉的粮食交给农民，收回时要新粮，农民负担不减反增。而对于政府统一采买，苏轼就犀利地指出，其中必定会有回扣，到时支出增多，又是一笔负担。而市易法也让当权者有了垄断商品的理由，外地商人到了京都，都要绕着走。
“富国”的表面文章王安石做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是“强兵”。如“富国”一样，“强兵”也有几个具体方案，分别是保甲法、免役法、保马法，这一套东西换成通俗易懂的话概括就是农民花钱免役，但要当兵，同时养马。当然，这些农民并不是真正的正规军，顶多算是民兵，至于战斗力，自然上不了战场，倒是能私下当个土匪，欺压一下百姓。宋神宗末年，多地发生匪患，皆为保甲所为。而且，农民被当做士兵，就要参加军训，军训就会耽误种地。为了逃避保甲，甚至有人自断手腕。养马是自愿的，养马可以免赋税，养的好，国家有赏，但是如果把马养病或养死了，要付出巨额的赔偿，一般人家根本负担不起，甚至“人人以有马为祸”。
王安石变法暂时达到了“富国强兵”的目的，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，反对变法的保守党中，除了领头的司马光，还有富弼、韩琦、欧阳修这些之前“庆历新政”的领导者。王安石变法，专注的是“开源”，而忽视了“节流”。开的“源”，也大多来自百姓，虽能解一时危机，长此以往，百姓必会群起反抗，造成社会的动荡。当初王安石变法初期，他也曾找到富弼、韩琦等人同他一起共事，但均遭拒绝。一方面是王安石为人执拗，与他人关系僵硬，另一方面，富弼、韩琦等人领导的庆历新政，注重“节流”，削弱上层贵族利益的同时，对百姓利益并没有过多干涉。所以保守党对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也并非不要改革，而是怎样改革，也就有了“庆历新政”为王安石变法拉开序幕，而“庆历新政”的领导者却反对王安石的局面。
北宋军队
近代以前，历朝历代对于王安石变法皆持反对态度。但是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，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者为王安石洗白，甚至将王安石评价为“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”，这种观点也成了现在的主流。但是在我看来，王安石变法虽给国家创收，但是建立在严重危害人民的前提下，脱离时代背景，给人民增加的负担很大。“富国”却没有“富民”，这样的改革依我看，实在没有说服力。